由于秦末农民战争和四年楚汉之争，社会动荡不安，经济遭到严重破坏，致使西汉初年社会经济非常贫困。史书上记载:老百姓无法在田地上生产，到处是饥荒，发生了人吃人的现象，百姓死者过半。那时连皇帝也坐不上四匹纯一色的马拉的车子，将相们只能坐牛车。“自天子不能具钧驷（毛色相同的马），而将相或乘牛车，齐民无盖藏……米至十万钱，马一匹则百金”。
经过汉朝前三代帝王的努力，汉朝终于出现了《汉书》中记载的样态：
“耆老甘味于堂，丁男耕耘于野，在朝者忠于君，在家者孝于亲。”
文景时期的“与民休息”政策使当时社会经济获得显着的发展，统治秩序也日臻巩固。西汉初年，大侯封国不过万家，小的五六百户；到了文景之世，流民还归田园，户口迅速繁息。列侯封国大者至三四万户，小的也户口倍增，而且比过去富实得多。农业的发展使粮价大大降低，文帝初年，粟每石十余钱至数十钱。据《汉书·食货志》记载，汉初至武帝即位的七十年间，由于国内政治安定，只要不遇水旱之灾，百姓总是人给家足，郡国的仓廪堆满了粮食。太仓里的粮食由于陈陈相因，致腐烂而不可食，政府的库房有余财，京师的钱财有千百万，连串钱的绳子都朽断了。这是对文景之治十分形象的描述。
《资治通鉴》则评论说：“海内安宁，家给人足”。
我们可以从一些客观数据和文字描述上看出来。
西汉建立时，人口在1500万到1800万之间，到元光元年（公元前134年），人口达到3600万，至平帝元年（公元元年），人口达到6000万人。
百姓无内外之徭，得息肩于田亩，天下殷富。在薄税劝农，与民休息的政策指导下，经过文景二帝41年的治理，迎来了西汉前期的太平盛世。
首先是农民负担大大减轻。从汉高祖即位（公元前202年）到汉景帝后元三年（公元前141年），前后共62年间，西汉王朝实行的是中国古代堪称典范的轻徭薄赋政策，农民的负担是最轻的。从文帝十三年（公元前167年）起，又连续免除全国田赋长达11年，在这期间，农民来自农业税的负担没有了，这在封建社会是绝无仅有的。西汉前期七十余年农民负担一直很轻是历史上公认的。
其次是人民富足，社会安定。守闾阎者食粱肉，为吏者长子外，居官者以为姓号。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，先行仁义而后绌耻辱焉。当此之时，网疏而民富。这样的安康和谐社会在中国历史上是少有的。
再次，经济发展，国家财政充实。由于经济得到发展和繁荣，国家财政与建国初相比，出现了天壤之别。如文景时，“太仓有不食之粟，都内有朽贯之钱”。至汉武帝即位时，国家财政又上了新台阶。“都鄙廪庾皆满，而府库余货财，京师之钱累巨万，贯朽而不可校，太仓之粟，陈陈相因，充溢露积于外，至腐败不可食”。国家财政实力如此雄厚，在中国封建社会也是少见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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